跟王立群老师学诗词(二)

王立群读宋史第三部宋仁宗 跟王立群老师学诗词(二)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化学者,中国诗词大会连续5季点评嘉宾,百家讲坛主讲人。先后出版“王立群读史记”“读宋史”“智解成语”“品读经典诗词”系列图书20多部,向大众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乌江亭

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

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

与君王卷土来?

王安石是一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者,他不顾朝中各种势力的强烈反对,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坚决推动变法。作为一位伟大的改革者,王安石具有一般文人所不具备的独到眼光,这在他的诗、文中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这首诗就是王安石独具只眼的代表作。

项羽乌江自刎,为楚汉之争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对于项羽乌江自刎的争议,并未随着项羽离开这个世界而平息。历史上以“项羽”“乌江亭”为主题的诗歌比比皆是。王安石的这首咏史诗《乌江亭》就是这类题材中的翘楚之作。

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秋,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满,赴京述职,途经乌江亭所在地和州(今安徽和县),想起了杜牧的诗《题乌江亭》,针对杜牧的议论,写了这首《乌江亭》。既然此诗是针对杜牧的诗而来,那么杜牧是如何写项羽的乌江自刎的呢?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是晚唐著名诗人,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杜牧善写咏史诗,他的咏史诗往往见解独特。

首句“胜败兵家事不期”说打胜仗与打败仗是兵家难免之事,不必过于介意。“不期”,不容易预料。次句“包羞忍耻是男儿”说能够忍受兵败耻辱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这两句实际上是对项羽不愿东渡乌江重整旗鼓,再与刘邦争夺天下的批评。第三、四两句“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点明江东子弟多才俊之士,如果卷土重来,再整山河,胜败之事难以预料。

这首诗在历代歌咏项羽的诗歌中非常有名,因为它第一次提出了项羽应当忍辱负重,东渡乌江,与刘邦再争天下,而不应该自刎乌江。

王安石对杜牧卷土重来的观点不赞成。

因此,王安石这首诗开篇即言“百战疲劳壮士哀”,意为项羽的士兵跟随项羽历经三年反秦之战、四年楚汉之战,已经疲惫不堪,丧失了战斗力。

次句“中原一败势难回”认为,垓下一战,大局已定,项羽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东山再起,只是诗人杜牧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完全不可能实现。

末尾两句更为惊警:“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江东子弟虽然还在,但是已经不可能像当年跟随项羽渡江而西一样,再追随项羽重整山河了!

如果把杜牧的观点与王安石的观点作一对比,我们就会发现,王安石作为一位政治家,对项羽失败的认识远比杜牧更尖锐,也更中肯。

杜牧强调的是不以胜败定终身,要敢于面对失败,再接再厉,才能最终取得成功。王安石则认为垓下一战已经决定了即使项羽东渡乌江,也不可能再成功了。杜牧和王安石二人持论不同,主要是因为着眼点不同。杜牧强调个人持之以恒的韧劲儿,王安石强调历史的大决战只能是一战定乾坤。

咏史诗能否成功,全在史识之高下,王安石这首诗,史识甚高,堪称咏项羽之作的绝唱。

宋代著名爱国诗人陆游也写过关于项羽乌江自刎的诗《项羽》:

八尺将军千里骓,拔山扛鼎不妨奇。

范增力尽无施处,路到乌江君自知。

首句“八尺将军千里骓”中的“八尺”,源于《史记·项羽本纪》“籍长八尺余”一句,说项羽身高八尺有余。“千里骓”源于项羽说的“常幸从骏马名骓”和“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数句,写项羽的名马。这里实际是写项羽的雄姿。

次句“拔山扛鼎不妨奇”,写项羽力气大。“拔山”源自《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扛鼎”源自《史记·项羽本纪》中的“力能扛鼎”。“不妨奇”写项梁对项羽的高度欣赏。《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此句写项羽的勇武。

第三句“范增力尽无施处”,范增是项羽手下唯一的谋士,“年七十,好奇计”,后因中陈平反间计离开项羽。“力尽无施”是说“好奇计”的范增对项羽的大业已经无能为力了。

第四句“路到乌江君自知”,意思是项羽只有到了乌江,才知道自己已无路可走了。这里有两种解读:一是陆游太理解项羽,二是陆游不理解项羽。说陆游太理解项羽,是因为项羽垓下失败之后并未自杀,而是突围而去,这一行动本身肯定有东山再起之念,但是到了乌江亭

长让他渡江之时,他才知道内心的底线不允许自己苟活,人生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说陆游不理解项羽,是因为陆游不了解项羽并非为个人的成败而战斗,项羽对家族的名声、个人的尊严看得比输赢更重要。这首诗包含了陆游对项羽只知个人勇武,不重视谋臣的批评。

本诗前两句盛夸项羽的勇武,后两句反跌出项羽如此勇猛却陷入人生的困窘。陆游此诗究竟是如何评价项羽的呢?结论并不好下。

项羽乌江自刎,到宋代已过去了一千多年,却仍然被众多诗人争论不休。项羽为什么不愿东渡乌江呢?

要弄清这一问题,一是要看史书记载,二是要对史实进行研判。《史记·项羽本纪》详载了项羽拒渡乌江的史实。这段史实有几个关键点:

一是项羽原打算东渡乌江。《史记·项羽本纪》明确记载:“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二是乌江亭长的话让项羽改变了渡江的打算。此时,乌江亭长正划着船等在乌江边上,他对项羽说了什么呢?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

项羽听后,仰天大笑,说:老天要我亡,我还渡江干吗?何况我和“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这番对话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项羽为什么会对江东八千子弟无一人渡江如此在意、如此看重呢?为什么因为江东八千子弟未能跟随自己返回江东自己也决定在可以渡江之时不再渡江,决心与八千子弟共存亡呢?这是因为,项羽是先秦最后的贵族。贵族的家世让项羽对个人的名节看得极为重要,在牺牲了江东八千子弟后,项羽宁可战死,也不能只求个人生存。个人的生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个人的荣辱!是将“生死”置于前,还是将“荣辱”置于前,是一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也是后世评价一个人最为重要的指标。项羽此时的人生选择让人无限惋惜,不可思议,但是他要的就是与江东八千子弟同生共死,保留一世英名!和一世英名相比,区区一个“卷土重来”,分量太轻了!贵族的家世让项羽把个人和家族的名声看得远远高于霸业,将个人的尊严看得远比现实的利益更为重要!

历史果如项羽所料。我们翻翻历史上咏叹项羽的诗,写“乌江亭”或“乌江”者最多。项羽一生最值得后人咏叹的三件大事是巨鹿之战、鸿门之宴、乌江自刎,其中称赞项羽最多的是乌江自刎!

这不是一个诗人的选择,而是历代诗人的选择;这不是项羽个人的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项羽虽然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却在艺术中得到了永生。

跟王立群老师学诗词(一)

王立群读宋史第三部宋仁宗 跟王立群老师学诗词(二)

王立群,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化学者,中国诗词大会连续5季点评嘉宾,百家讲坛主讲人。先后出版“王立群读史记”“读宋史”“智解成语”“品读经典诗词”系列图书20多部,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戏答元珍

欧阳修

春风疑不到天涯,

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

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

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

野芳虽晚不须嗟。

欧阳修一生三次遭贬,这首七言律诗是欧阳修第一次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时所作。《千家诗》亦收入此诗,题目作《答丁元珍》。

题目中的“戏”字义为“戏作”,其实是诗人借以掩盖自己真实想法的一种障眼法。“元珍”是作者的朋友,姓丁,名宝臣,字元珍,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人,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进士,当时是峡州(治所在今湖北宜昌)的军事判官。

欧阳修四岁丧父,童年生活非常艰苦,靠着母亲以芦秆为毫,在沙滩上教他认字(沙滩画荻),开始了一生的读书生涯。经过八年的学习,他终于在天圣八年(1030)的春天考中进士,任西京(今河南洛阳)推官。

宋仁宗景祐元年,欧阳修调任京城任馆阁。在任馆阁的前一年,欧阳修给范仲淹写了《上范司谏书》,在信中他说:司谏品位虽低,但岗位很重要,因为能和皇帝讨论大事,能纠正天子之失。接下来,年轻气盛的欧阳修话锋一转,直言道:自从知道您受命以来,我们都翘首期盼着有您在朝廷上直言规谏圣上的消息传来,可是您一点儿有用的言论都没发表。希望您真能向朝廷进言,办点实事啊!这封书信出自公心,写得恳切,打动了一腔热血想干点实事的范仲淹。这才有了后来的庆历革新。范仲淹非常欣赏欧阳修的才华,二人自此书信不绝,成为挚友。

范仲淹惩治朝官腐败的意见,被当朝宰相吕夷简视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后来,范仲淹被贬饶州。

范仲淹无端遭贬,谏官高若讷却说范仲淹罪有应得。欧阳修愤愤不平,写下了《朋党论》《与高司谏书》等文章,尤其是《与高司谏书》,字里行间充满着仁人志士疾恶如仇、大胆直言的浩然正气,怒斥高若讷“非君子”,是“君子之贼”。高若讷读后气急败坏,将信函上交朝廷,诬陷欧阳修攻击天子。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时年三十岁。

夷陵县是一个极为穷困的小县,经济凋弊,环境恶劣,欧阳修到那里后亲撰的《夷陵县至喜堂记》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次年(1037),朋友丁宝臣(元珍)写了一首题为《花时久雨》的诗(此诗已佚)给欧阳修,欧阳修便写了这首诗作答。因此,有的版本在诗题下有“花时久雨之什”几个字。

我们先看首联:“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此诗开篇就写自己怀疑夷陵没有春天。“春风”温暖、和煦,和冬天阴冷刺骨的寒风相比,让人一下子就能感到春天的来临。“天涯”,天的边缘,极远的地方,这里指湖北夷陵,和京城汴京相比,实在是遥远了。其实,这不过是诗人的心理感受而已。

为什么诗人怀疑春天未来呢?因为“二月”的“山城”夷陵,竟然没有春花绽放。此联出句说出了诗人的独特感受,对句点明了诗人独特感受的原因。其实,这种独特感受并非欧阳修一家之言,唐代的白居易曾经写过《大林寺桃花》一诗: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首诗写的是春归之后又见春天的惊喜,标志春归、春在的是“桃花”。“人间四月”花已尽,但是大林寺的“桃花”依然盛开,此处山高天寒,春来得迟,归得也迟。因此,诗人惊叹,原来令自己备感惆怅的春天转到大林寺中来了。

欧阳修的诗和这首诗的写法非常一致:一是诗人感到“春风疑不到天涯”的原因是“二月山城未见花”,都是以“花”作为春至、春在、春归的标志。二是白居易所到的大林寺和欧阳修所居的夷陵一样,都是山高之处,因此春天来得晚,归去也晚。

当然,白居易这首诗因其独特的境遇,另有深刻的含义。“春风”,除指自然界的风以外,还有皇恩浩荡之风的意思。唐代诗人王之涣《凉州词》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宋代王安石《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春风”,都含有双重的意义。欧阳修无端被贬“山城”夷陵,吹不到的春风自然也有感受不到的皇恩之意,内心之寒让他更感山城之寒。

颔联二句:“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欧阳修《夷陵县至喜堂记》中说夷陵“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橘与笋代表夷陵的地方特产。虽然“二月”的春花未见,橘子树上仍有“雪”,但毕竟是冬天将尽的时光了,即使有雪,也是“残雪”而已。惊蛰已至,雷声隆隆,竹笋也蓄势待发了。

此联紧承首联而来,虽然春花未开,但春意已显。尤其是“冻雷惊笋欲抽芽”一句,以“冻”写“雷”,显示冬天的余威尚存,但“雷”声已经“惊”醒了冬眠的万物,春笋尚未破土而出,可是“欲抽芽”的“欲”字写出了春笋向上发力的勃勃生机。

冬季是一个摒弃繁华喧嚣沉潜下来的季节,她把春种秋收的喜悦、春花秋月的哀伤,在红泥小火炉中一遍遍地品味;她把大千世界简单归零,了却曾经的一切,在静默中孕育着一个新的轮回。历经一个冬天的蓄势,一个崭新的春天要开始了。

颈联二句:“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无论诗人如何旷达,毕竟仍在遭贬夷陵的任上,思乡之情依然强烈。这两句,有的版本作“鸟声渐变知芳节,人意无聊感物华”,都是一句写物,一句写人。诗人闻“归雁”而思乡,带旧病入新年,倍感节气之变。

尾联的“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晩不须嗟”,写内心的旷达之感。欧阳修曾任职于西京洛阳,别的不敢说见过,洛阳牡丹见得可真不少。尽管夷陵二月未见花,但是作为曾经的“洛阳花下客”,眼前这些迟到的“野芳”,并未让诗人感到有多大失落,“野芳虽晚不须嗟”。

最后这两句,其实也包含着一种无奈、凄凉的心情。宽慰自己“不须嗟”,事实上“大嗟”“特嗟”,故才有了这首借“未见花”的日常小事生发出人生乃至政治上的感慨的诗歌。

欧阳修还写过一首《县舍不种花,惟栽楠木冬青茶竹之类,因戏书七言四韵》,题目很长,也用了“戏”字:

结绶当年仕两京,自怜年少体犹轻。

伊川洛浦寻芳遍,魏紫姚黄照眼明。

客思病来生白发,山城春至少红英。

芳丛密叶聊须种,犹得萧萧听雨声。

这首诗的首联说自己从为官开始就在西京洛阳和东京开封任职,当时还认为自己年轻,来日方长。第二联写在洛阳为官之时,洛阳名贵的牡丹如“魏紫”“姚黄”明艳美丽。第三联写如今寄寓夷陵,人在病中,早生华发,山城春光已到,但缺少红花。尾联写在夷陵要想看到百花,还得自己亲自去种。

这首诗亦为诗人在夷陵时所作,写的亦是春光已至,百花难寻的感慨,可与我们前文所写参看。

主要内容摘自《人间烟火皆是诗——王立群品读经典诗词Ⅲ》,王立群 著,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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